胡鞍钢：民主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

【美国《赫芬顿邮报》新闻评论网站《世界邮报》2014年5月12日刊登观察者网供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文章“Is China More Democratic Than The U.S.?”。】

《赫芬顿邮报》刊发胡鞍钢文章

二十多年前，随着冷战的铁幕落入历史，许多非西方国家选择以西方民主制度取代自身原有的政治体制。这些国家多数囫囵吞枣地移植了美国的总统制，而未将这种政治“舶来品”真正融入本国的政治文化。彼时，民主世界的新成员们皆视民主为包治百病的“万灵丹”，欲以此一扫苏联体制造成的种种痼疾；并与西方一起阔步走向历史的终结。然而，仅仅二十余年后，这些新兴民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甚至包括西方自身——都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困境。

前几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本就饱受政治僵局、社会割裂、经济停滞等一系列难题困扰的西方民主国家雪上加霜，前景堪忧。中国则在这段时间里快速赶超西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预计将在十年内超过美国。

1978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足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她究竟是如何在不“改旗易帜”的前提下，在消除贫困、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呢？

回答这个令西方费解的问题，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是中国以史为鉴得出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当前阶段取得巨大成绩的关键。要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宏观环境，就必须保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这一切必须以成熟的政治制度作为基础。

要认真研究中国，就不能把中国的体制与东亚威权主义体制混为一谈；否则得出的结论就将流于概念化、简单化。诚然，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其他东亚经济体更早期的改革不无相似之处；但它们的性质不尽相同。东亚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威权主义政府主导了产业升级，使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部门由农业向工业转移。

务实的中国模式

除了超大规模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外，中国还得益于一套务实的政治体制。正是这套体制鼓励中国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生产实践经验，使中国得以超越东亚模式。

1980年，邓小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三个要求：中国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是指美国）；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还是主要指美国）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三个要求也是判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的标准。

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一定要避免陷入“专制-民主”这种陈旧的对比范式。一旦政治学者把所谓“威权体制”这张狗皮膏药贴到新一届中国领导人身上，就必将忽视中国政治体制的独到之处。西方许多人还错误地以为中国是个极权主义国家，但事实上，从权力和责任分配角度来说，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比被西方民主政治奉为圭臬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更加精密。早在民国时期，孙中山就结合国情，在西方各国实行的“三权分立”基础上提出了“五权分立”；其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创新，组建起由多个机构构成的“超级国家机构”，这种情况只有欧盟有——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央行等大型组织共同分担各领域的权利和责任。

为什么中国的常委集体领导制要优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一党控制”、“两党分治”、“三权分立”、“总统（个人负责）制”？我在新书《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回答。中国走上集体领导制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个领导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新中国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制度创新、制度学习、制度变迁的“试错”过程，摸索出来的。在书中，我将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的运行机制概括为五大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和集体决策机制。

集体分工协作机制

中国有句古谚，叫做“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很准确地描述出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对集体智慧的重视程度。实际上，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刚刚开始形成时，党中央常委的分工协作机制即以开始实际运作，也就是说，“大权集中、小权分散”已初具雏形。194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便根据各自领导经验和才干，分别负责军事指挥、土地改革、情报联络、党组建设、群团统战等各项工作。

今天，国内外局势更加千头万绪，各方面综合治理更加需要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巩固分工协作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中国领导集体的沟通、协商、协作体现在不同层面上：首先，各常委个人之间存在协作关系，在自身主要负责领域之外，还需协助其他常委工作；其次，各常委所代表的决策机构之间互相协作、共享信息，各机构党组定期就重大战略问题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交报告，研究重大决策；第三，各机构下属的内部智库相互竞争、相互合作，为形成全面、综合的战略决策信息、知识和建议的党中央“大脑”提供了基础。

西方政治学语境中的三权分立虽有效地限制了权力的滥用，但同时也造成了政治僵局，束缚领导人使其难以施展手脚进行迫切的根本性改革，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干不了坏事，也干不了好事。反观中国，最高领导层及其管辖的各机构共同构成了一个团结统一的体系，各机构不但有互相监督的职能，更能够促成负责任的治理，鼓励领导人多干实事、好事。

集体交接班机制

西方长期以“缺乏透明度”为由，非议中国的领导集体交接班机制，然而正是这套被西方误读的机制，确保了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平稳交接。在中国领导人数次新老交替中，中共完成了从个人选择个人接班人到集体选择集体接班人的转变，形成了党中央集体选择、集体考察、集体交接班的机制。

中西领导人之间一项重要的区别是，中国提拔领导人看的是才干和政绩，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晋升靠的是选举。在奉行选举民主的国家里，不同政党代表着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部分利益，只要在周期性选战中击败政敌，该政党就直接获得了执政的正当性。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普通政党，它代表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统治绩效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要中国人民单凭选举接受一个缺乏能力和行政经验的领袖——诸如小布什或奥巴马——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