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必将通过打赢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再次被载入史册！”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为英雄的武汉和武汉人民深情点赞，鼓舞着冲锋在抗疫一线的武汉人民英勇奋斗、共克时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武汉辉煌的历史，孕育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作为首义之城，这里曾打响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第一枪，奏响了推翻延续200多年的清王朝和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胜利凯歌。
救亡图存寻大道
以宽阔的历史视野看，辛亥革命的风暴发端于武汉，不是偶然的风云剧变，而是近代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和运动的必然结果。从1840年至1901年8月，西方列强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300多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深重苦难。
面对极端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企图在维护腐朽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前提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军事和生产技术而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农民阶级先后发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义和团运动，虽然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但最后都归于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企图依靠手无实权的光绪皇帝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却不料仅百日维新即遭惨败，“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选择了一条不同于改良派的道路。他站在时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先后创建兴中会和同盟会，将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救亡图存的主要手段。同盟会精心策划，在广东和西南地区相继领导了十多次武装起义，但是都先后失败。特别是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仍未跳出兵败人亡的厄运，其中72人的遗骸被收葬于广州东郊。此时，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斗争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
“惶恤苦为”图大举
革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历史选择了两江交汇、九省通衢的武汉。自春秋战国以来，武汉地区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到了清末，武汉经济繁荣，位居亚洲前列。近代以来，武汉人民积极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不断开展各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革命党人屡战屡败陷入绝境的严峻形势下，英雄的武汉人民毅然高举民主主义的旗帜，勇敢地肩负起振兴中华、创建民国的千钧重担。
1904年以来，武昌相继成立了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革命小团体。这些团体名称不同，宗旨一贯，为文学社之前身。他们之中不少人是同盟会会员。到了1911年，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湖北革命党人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团体。
武汉革命团体有一个显著特点是既“不竞声华，埋头苦干”，又敢为人先，坚韧不拔。他们在新军中秘密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发展武装力量，积极准备起义。武昌首义领导者之一刘复基烈士本是一位文弱书生，为了组织革命武装力量，他毅然从军，锤炼自己。他说：“吾为复兴祖国而奋斗，虽汤镬且不惧，惶恤苦为。”入伍以后，他积极发展进步士兵，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至1911年5月时，新军中加入文学社的达3000多人，加上参加共进会的总计5000多人。
1911年9月23日，共进会、文学社宣布合并，大家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第二天，召集各部队代表100多人举行会议，组建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起义时间定为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起义前夕，革命党人面临重重危机。1911年10月8日晚，蒋翊武被捕，后跳出巡警署围墙逃跑。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不幸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武昌全城戒严，清军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三位革命党人英勇就义。此时，孙中山先生尚在海外，蒋翊武、孙武等主要领导人又不在现场，形势万分危急。是立刻揭竿而起，还是取消起义？武汉革命党人作出了正确的抉择。1911年10月10日晚，工程第8营的起义部队在武昌城头打响了第一枪，，革命风暴骤然兴起。部队间虽情报隔绝，遇到许多未曾预料的危险，但起义官兵勠力同心、和衷共济，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整个武昌城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1911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称：“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武汉遂被称为“首义之城”。
众志成城担大任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英雄的武汉人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胜利。武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雄厚力量支撑。
武昌首义的当天下午，当第一份《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张贴于武汉街头时，“到处挤满了观众，不识字的人请识字的人念给他们听。武昌街头巷尾，可谓万头攒动，群情兴奋，许多人流下热泪，感到扬眉吐气”。武昌城内广大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各中小学校数以万计的学生纷纷“停课闹革命”。一支约1300人的“湖北学生军”在很短时间内组建，成员多为武昌的初级师范、中学和高小的学生。学生军奉军政府之命，负责守卫咨议局、都督府及藩署、铜元局、官钱局等要害机关，并维持武昌城内治安。据估计，上述府库中储备金银钱钞总值不下4000万银元，在学生军护卫下分文未少。后来起义军由一个协（相当于旅）扩充到八个协，战费开支全由此支出。在战事紧急之际，学生军还开赴前线作战，“内守外攻，均关重要”。
为赢得辛亥革命的胜利，武汉人民浴血奋战，战死沙场的勇士达1万多名，绝大多数为无名烈士。仅40天的阳夏保卫战，就牺牲起义军民万人，留下姓名和小传的只有41个人，其余绝大部分都是草草合葬在汉口和汉阳的几个大堆里。
董必武作为亲历者，回顾了武昌起义的情景：“当时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见的革命军和清军作战的英勇，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帮助，那种自动馈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是难以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持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高度赞扬武汉民众表现出的英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